【基調演講】金在湧 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 連帶的朝鮮文學和台灣文學 -

基調演講者：金在湧
演講題目：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 連帶的朝鮮文學和台灣文學 -

20世紀80年代，日本殖民地文學研究方在中國大陸、臺灣、韓國興起，而現今，其研究維度已漸由單一國家轉向東亞整體，這十分值得慶倖。跨國界研究中，探究日本文學界與東亞被殖民地區文學界的關聯固然重要，然而相較之下，闡明被殖民地區文學之間的連帶關係更為緊要。受民族國家觀念等諸種原因的束縛，重構跨國文學連帶的軌跡絕非易事。但是，為了未來東亞的長久和平，對該課題的研究刻不容緩，當代學者須以史為鑒，尋找被殖民地文學之間的連帶痕跡，並探究其意義。這其中又以朝鮮與臺灣文學界的連帶關係研究最為重要。因為同受日本總督府管轄的朝鮮、臺灣性質相近，與沖繩、偽滿洲國等其他殖民地差異較大。沖繩當時已被納入日本版圖，成為日本的一個縣，隸屬“內地”，非在外殖民地，而偽滿洲國雖然實為殖民地，表面卻標榜為獨立國家。因此，朝鮮與臺灣文學界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是日帝統治下被殖民地區比較研究的核心一環。

縱觀迄今為止對日帝統治下朝鮮與臺灣文學界的比較研究，主要圍繞龍瑛宗展開。隨著金史良寫給龍瑛宗的書信被公開，有關龍瑛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朝鮮與臺灣文學的比較研究也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依筆者淺見，金史良與吳坤煌的交往更值得關注。金史良與吳坤煌初次相遇是在日本東京的本富警察局。當時正值1930年代，在日本國內，殖民地出身的運動家們開始反思領導左翼運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36年，金史良赴東京，加入了“朝鮮藝術座”，而“朝鮮藝術座”便是為了反思無視殖民地問題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成立的。至於吳坤煌，從他邀請朝鮮人崔承喜到臺灣舉辦公演，可以看出此時他已開始偏離之前所信奉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即，朝鮮的金史良與臺灣的吳坤煌在各自開始思考被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所忽略的殖民地問題，試圖超越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摸索新的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時相遇了。換言之，兩人的相遇是時代洪流中的相遇。此後，兩人也未斷往來。據金史良回憶，1939年春天他曾在天津與吳坤煌偶遇。1938年10月武漢三鎮陷落，日本在朝鮮境內強化內鮮一體。受時政影響，又目睹在東京活動的朝鮮作家張赫宙迅速轉向親日，金史良開始另謀他路，前往北京拜見了周作人等多位中朝文人。而吳坤煌則是為躲避內台一體而移居北京。從這點來看，兩人在天津的再次邂逅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不久之後，金史良前往太行山地區，吳坤煌則留在北京，直至日本投降。

除吳坤煌之外，金史良與臺灣文學界的張文環也有交往。金史良在寫給龍瑛宗的書信中曾提及張文環。事實上，細讀兩人日帝末期的文學作品，文學傾向十分相似。日本強化內鮮一體之後，金史良選擇了不合作，鄉土性再現便是其非合作文學應對的策略之一。當時金史良以自己的故鄉平壤為背景，描寫具有朝鮮特色的素材。而張文環亦將鄉土性的文學再現看作日帝強硬推行內台一體背景下的一條出路。當時兩人以因此受到一些深陷殖民主義的作家批判，認為他們只描寫黑暗的社會現實。為克服內鮮一體和內台一體，金史良和張文環做出了相同的選擇——鄉土性再現。從日帝下朝鮮文學與臺灣文學的連帶這一角度來看，這點的確值得大書特書。

日帝統治下東亞殖民地文學的研究維度從單一國家成功轉向東亞整體，將為殖民地相關的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觀點。目前學界的殖民地研究以後殖民主義為代表，但其僅局限於歐洲殖民地。甚至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也僅著眼於歐洲帝國與東亞的關係，未將日本帝國與東亞地區之間的問題納入研究範圍。因此該研究方向極具啟發意義。而且，也有望為批判深陷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人文學提供靈感。

心的戰爭：蕭金堆〈命運的洋娃娃〉中的戰爭記憶與台韓友誼

發表人：崔末順
中文題目：心的戰爭：蕭金堆〈命運的洋娃娃〉中的戰爭記憶與台韓友誼
英文題目：A War at Heart：War Memory an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in Hsiao Chin Tui “The Doll of Fate”

論文摘要

本文擬以蕭金堆先生描述日據末期台灣青年自願從軍的短篇小說〈命運的洋娃娃〉為考察對象，探討殖民地台灣人民的戰爭記憶。台灣青年的志願從軍，並不單純是皇民化運動強力推動下的結果，而是日本建構從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手中保衛亞洲的戰爭論述所發揮出來的效果。不過，無論在社會或學校，普遍存在的殖民地差別待遇和輕蔑視線，製造出青年不滿和憤怒的情緒，而這也成為一股逆向拉引戰爭論述的無形力量。特別是在從軍後的軍旅生活之中，一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加上因面臨戰爭的死亡恐懼，逐漸讓台灣青年對日本建立的戰爭理念產生懷疑，文中我把它命名為「心的戰爭」。本文順著情節發展，追蹤人物的這些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並聚焦於心理狀態的變化和故事中的台韓友誼情節，來觀察此變化所引起人物對民族認同和「祖國」想像的轉移過程，據此思考被動員參戰的殖民地台灣人民的戰爭經驗以及其記憶的歷史意義。

一個殖民地家族的文化策略：新竹鄭氏家族與1929年全島書畫展覽會

發表人：徐淑賢
中文題目：一個殖民地家族的文化策略：新竹鄭氏家族與1929年全島書畫展覽會
英文題目：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a Family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The Hsinchu Cheng Family and the 1929 Islan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論文摘要

1895年台灣割讓後，原本處於政治權力位階上的「共治者」，即具有家族勢力與地方影響力的台灣仕紳，滑落為「受制者」，新竹北門鄭家也是其中之一。然而，透過觀察日治時期新竹鄭家的古典文學創作、詩社活動，以及新竹地區自清道光年間集中於客雅溪至鳳山溪的竹塹文學圈，發展至日治時期，隨著內陸街庄的經濟成長，範圍擴展至州轄市（新竹市）以外的新竹郡其他街庄，於1920至1930年代間與市內詩社構成一個具有密切關聯的新竹文學圈的現象，可以發現這批仕紳在失去政治或社會主導權後，力圖以波段式整合家族資本，運用文化策略，以古典文學、書畫藝術為手段，重建新竹地區文化氛圍，帶動新的文化意識。本文立基此觀點，一面爬梳新竹鄭家與竹社的關係，另一面以新竹鄭家於1927年台展後組成的「新竹書畫益精會」以及籌辦的全島書畫展覽會為例，進行其文化策略的觀察與討論。 

萬寶山事件與中日韓作家的文學應對

發表人：任秋樂
中文題目：萬寶山事件與中日韓作家的文學應對
英文題目：The Wanbaoshan Incident of 1931 and literary responses of writers from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論文摘要

1930年代初，中日民族矛盾在中國東北地區日漸尖銳。此時，日帝又利用韓國移民問題屢屢在東北挑起外交、軍事爭端。1931年7月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就屬此類。

萬寶山事件本身屬於中韓民族之間由於水田開墾而發生的糾紛，但由於日本勢力的介入，使其升級為國際事件。日帝借機利用此事為其侵佔東北大造輿論，買通朝鮮日報特派員金利生刊寫了歪曲報導，稱中國當局驅逐朝鮮僑民，在萬寶山的僑農遭到中國農民殺害等，終於在朝鮮半島煽動起大規模排華事件。

對於萬寶山事件，中、日、韓三國均有作家以此為題材創作過小說。按照時間發表順序，分別為：日本作家伊藤永之介的短篇小說《萬寶山》、中國作家李輝英的長篇小說《萬寶山》、韓國作家李泰俊的短篇小說《農軍》、安壽吉的中篇小說《水稻》和張赫宙的長篇小說《開墾》。

論文選取伊藤永之介《萬寶山》、李輝英《萬寶山》、李泰俊《農軍》和安壽吉《水稻》為研究文本，通過分析4位元作家不同的文學應對方式，探討作家的民族、階級、人生經歷等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日據時期撫順炭鑛與中韓小說

發表人：金昌鎬
中文題目：日據時期撫順炭鑛與中韓小說
英文題目：Fushun mine in Chinese and Korean Modern Novels

論文摘要

位於瀋陽南部的撫順市有被稱爲「十里煤海」的露天煤礦。但曾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取代沙俄，霸占了撫順煤礦，特別是「滿洲國」成立後被淪爲日本收奪滿洲經濟的第一場所， 也成爲中韓人民被剝削勞動力的場所，於是中韓兩國的文學家都注視撫順煤礦。出生在撫順的僞滿作家王秋螢以撫順煤礦爲背景創作了一部中篇小說《礦坑》，此部小說正如《東北文學大系》導言中所說「小說表現東北産業工人苦難生活者，秋螢大約是東北淪陷區作家中的第一人」那樣，以露天煤礦爲背景成功地塑造爲生存而出賣勞動力的礦工。韓國文學家韓雪野1926年帶家族去撫順經驗過一年的炭礦生活，並培養無產階級意識。歸國後翌年在韓國期刊上發表一部小說《合宿所的夜》，他從無産階級文學家的視角深刻地描寫炭礦勞動者的苦難生活。本稿擬以兩篇小說爲對象進行比較硏究，進而分析中韓小說的異同點。

體制殖民期東亞文學研究的地緣政治——以作為方法的滿洲為中心

發表人：張泉
中文題目：體制殖民期東亞文學研究的地緣政治——以作為方法的滿洲為中心
英文題目：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global colonial period: taking Manchuria as the center of the method

論文摘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寫文學史」等命題，影響巨大。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擺脫政治史桎梏，回歸文學，淪陷區文學得以納入其中。進入21世紀，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民族國家想像等思潮、理論的引入，對淪陷區文藝研究產生影響。以負面影響居多。究其原因，使用者未能有機契合中國在世界殖民史上的在地特點。而最為根本的，還是西方學術脈絡中的方法或模式自身存在缺陷、甚至謬誤。美國中國學家杜贊奇的《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式現代》（2003）具有代表性。

這項以抽象概念和生造術語為中心的別具一格的「滿洲史」研究，使用若干碎片化的敘事話語構建複綫歷史，試圖借此來打破線性的民族歷史敘事對於歷史的遮蔽，還原歷史的多樣性真相。《綠色的谷》是其方法論的重要資源之一，同時，這部長篇小說的接受史也被用來探明「滿洲國」的「本真性狀態顯現的真實作用」。不過，其建構的過程和結果均表明，《綠色的谷》實在承擔不起重新書寫「滿洲國」複線歷史、建構「滿洲國」獨立「民族國家」新定位之重。

進一步的思考則是，追求理論提升和學科創新，還有也需要同樣加以重視的面向：作為近代東亞當事各方的中日韓在東亞現代殖民文藝研究中的長年的資源累積和切身的真知灼見。

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

發表人：蔣蕾
中文題目：偽滿洲國抵抗文學的「地下書寫」
英文題目：The Underground Writing of Resistance Literature under the Puppet Manchuria Regime

論文摘要

偽滿洲國時期東北知識份子進行了大量具有抵抗意識的寫作活動，這些作品中許多因受到審查等原因未能公開發表，構成了一種「地下書寫」。這些「地下書寫」有的以地下方式傳播——油印小報或手抄本方式，有的在偽滿時期未能公開發表而在光復後發表或出版。這些「地下書寫」具有鮮明的淪陷區寫作印跡，其書寫表達方式與非淪陷區寫作有著明顯不同。本論文以《東北文學》雜誌及地下油印小報作者訪談等為資料展開研究，特別關注地下書寫者的複雜政治背景，探討和揭示「地下書寫」與眾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以及地下傳播對其的影響。